地方领导首次列席中央深改组会议

上海市领导列席中央深改组会议,地方领导首次。上海试点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、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方面的规定。
上海市领导列席中央深改组会议,地方领导首次。上海试点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、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方面的规定。

岛叔是只足球狗,最常看球的岛叔还是只单身足球狗。在中国足球首次被全面深改最顶层设计所青睐的历史时刻,他去近乡情怯般地不想关心足球和人类。

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——

在中央深改组的会议上,第一次有地方党政领导人列席。在此前的会议中,除了深改组的成员,列席的都是“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”;

在中央深改组的会议上,第三次,在审议的改革方案中,出现了一个直辖市的名字。

上海。

独特

新闻事实是这样的:今儿上午,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召开。和列位客官一样,侠客岛(微信号:xiake_island)最关心的,也是讨论的内容,即审议通过的改革方案。因为这是每次深改组会议最干货的地方。通过了,就该落实了。

四个放在一起风格略微混搭的方案:一,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》;二,《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;三,《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》;四,《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。

上海的名字,出现在第四个方案中。之前,它还在中央深改组改革方案中出现过两次。

第一次,是去年6月的深改组第三次会议。那一次,和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一起通过的,是一个名叫《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的文件。

第二次,是去年10月深改组第六次会议。彼时,审议的是上海改革经验推广事宜——《关于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》。

有趣的是,虽然这两次会议都涉及上海,但却没有上海的“负责同志”列席会议。此次关于领导干部“家里人”经商办企业的改革问题,却首次在中央深改组会议的新闻通稿中,出现了“上海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”的字眼。

岛叔又翻阅了一年多来中央深改组的10次会议,数了数,除了第一次会议的几个工作规则之外,关于具体的改革问题,在审议通过的几十个方案中,只有这三次,是一省、一地的名字进入方案的。其余的,都是一些全局性或重大领域性的话题。

嘿,巧了。就三次,还每次都是上海。

选择

在那遥远的山的那边地中海的旁边,有一块形状看起来跟高跟鞋差不多的亚平宁半岛。岛上有个被中国球迷称亲切唤作“巴神”的足球少年,叫巴洛特利。

巴神是个90后,球技出众,性格乖戾,于是总是镜头的焦点,也是总被舆论批评的风暴眼。于是,有一次,进球之后,巴神掀起自己的球衣,里面是一件黑色T恤,上面写着:“Why Always Me?”(为什么总是我?)

半是抱怨,半是张狂——批评总朝我来,荣光也总是我。

讲这个故事,主要是想问一个问题:为什么,在中央深改组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上,仅有的几次提到地方,就每次都是上海?

前两次,有迹可循。

先说自贸区。上海是最早向中央申请开设自贸区的地区,但等他们拿到批复的方案,却发现“上海自贸区”五个字,变成了“中国(上海)自贸区”。换句话说,中央办自贸区,地点虽设在上海,却是从中国一盘棋的总体战略上考虑的。作为金融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,上海有悠久的开埠传统,也有自92年首个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的改革标本意义。

司法改革这么大的一个话题,选在上海,也可以理解。上海的市场经济发达,法治环境相对优越;上海也有国内比较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,行业相对成熟。

所以,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前两次都提到了上海,却是“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”。因为,前两次的话题,都不仅局限于上海,而是具有全国推广的意义。

谈经济,谈司法,选上海试点,都可以比较直白地理解。但这一次,领导身边人的“党建”问题,也选上海,就有点儿意思了。

主动

领导身边的人经商办企业,其实不是什么太新鲜的秘密。这年头,被老婆孩子坑下去的领导干部,不用查资料你就可以输出来——周永康的儿子,徐才厚的家人,苏荣的老婆,还有正在媒体挖掘中的令计划的家庭,单列这四名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被点名的老虎,就是明证,也是缩影,小苍蝇之类更不必提了。

领导的家里人办企业,也并非一个新事物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之了。之前么,嗯,还是一个卖老鼠药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。只不过,赶上改革开放,在初期,有人,总是好办事儿的。一个招呼,几句说情,可能就有指标,或者政策的量身定做。

像是以前岛叔举的那个例子——同样100米,枪还没响呢,人家已经在你前面了。你说吧,这赛还怎么比。

而从中央巡视组的巡查情况来看,且不论发现的老虎苍蝇线索,但说反馈的意见里,领导身边人,从配偶到子女,再到秘书和司机,插手干部选拔、国有资产转移、工程招投标的表述,比比皆是。

如果放任这种情况继续蔓延,深化改革、依法治国,恐怕也难以推进。

所以,最近一件事儿就很值得寻味了——在岛叔听到的情况中,现在全国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在填写个人事项报告表。有多少财产,股票,子女的情况,是不是在国外,婚姻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,都得填。这玩意儿其实往年也都填报,但这次尤其严格,据说已经上升到了“是否对党忠诚”的高度。

其实想想也是,按照习近平在一些场合批评的,一些干部把钱转移到国外,离婚了组织也不知道,甚至有好几本护照,妥妥的随时跳船的节奏。说不忠诚,一点儿也没说错。

说回上海,上海!嗯,岛叔就是一个容易跑题的汉纸——通稿是这么说的:“中央有关方面将完善……规定,上海市委提出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意见,这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要求的一个实际步骤。……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,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,跟踪进展,总结经验,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、逐步全面推开。”

换成比较通俗的语言就是:这次的改革,是上海主动提出的方案,是比中央精神更“进一步”的方案。虽然看不到内容,但想必有一些刚性的操作方法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上海要继续“先行先试”的原因。这次的范围还划定在“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”上,如果效果好,推广至秘书司机、三姑六姨也说不定。

逻辑

以试点推进改革,并非新鲜的思路,而是中国改革的一贯逻辑。但世易时移,情况已经发生变化。习近平反复论述的一个思路,是“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”,“凡属重大改革都必须有法可依”。

换句话说,改革开放初的“机遇爆炸期”,那些灰色地带、政策空当,都在、并将要逐渐缩减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,也是主观管理的需要。

毕竟,这些事儿,“闷声发大财”的主儿们可能揣着明白装糊涂,但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。谁家亲戚傍着领导拿了项目,谁家孩子因为拼爹升了干部,哪个秘书又因为抱了大腿当了领导,都跟女人怀孕、自己牙疼一样,瞒不了太久。

其实改革可以划分为几个情况:经验成熟的,抓紧立法,固化成果,用法律固化成果;争议大的,抓紧协商,不能久拖不决;较为模糊的,选择试点,先行先试;法律阻碍改革的,抓紧修改。

从这个角度看,上海此次试行的,大约属于第三种情况。

这也是习近平此次深改组会议提到的:“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”。什么是获得感?就是改革的成果真正在你我的生活中发生了,大家都受益了。

呼格的案子昭雪了,当事办案的人有没有得到惩戒?领导插手案件的方案通过了,查到了相关案例,大家就会真正感受到司法改革的好处。人民监督员这个职位不再形同虚设,而是在决策、听证、审判中发挥作用了,大家也就认可了。中国足球如果真的在十年二十年里崛起了,不再是那个谁都可以骂几句的玩意儿,孩子们都有地方踢球、喜欢踢球了,岛叔这个足球狗也绝对会认可足球改革方案。

这么看,四个方案搁一起,也就没那么混搭了,是吧?

文/公子无忌

编辑:SN117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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